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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2-07 22:06:21 作者:天域国际 浏览量:2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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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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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欢迎订阅基督时报,见下图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欢迎订阅基督时报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如下图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欢迎订阅基督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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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如下图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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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欢迎订阅基督时报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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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欢迎订阅基督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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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欢迎订阅基督时报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欢迎订阅基督时报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欢迎订阅基督时报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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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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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欢迎订阅基督时报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欢迎订阅基督时报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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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1.欢迎订阅基督时报

欢迎订阅基督时报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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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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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2.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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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3.欢迎订阅基督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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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欢迎订阅基督时报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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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4.欢迎订阅基督时报。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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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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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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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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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系列本地化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更容易明晰的神学问题,米兰天主教大学老师乔万里(Agostino Giovagoli)在“利玛窦与南昌:教会中国化暨本地化”研讨会发言,讲述了福音本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在历史中曾提出的“要打造本地化教会”“福音与文化息息相关”“除非在文化中生根,否则真理并不存在”等观念。实际上,在天主教历史中,本地化也经历了从萌生、到确立,再到实践的过程。

乔万里会议文件中摘要部分简要介绍到,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带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

此目标也鼓舞了出身在中国环境中的使徒the lrlaxisum Illud (1919),他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

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并且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尤其是在若望二十三世时期,重新启动了对非欧洲和非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指教会、福音更多的向不同文化的开放和融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本土化问题在公开演讲中被提出。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期间得以持续,并在许多世纪之后(本地化概念最早在16/17世纪出现),第一位非欧洲籍贯的教皇(教宗方济各)出现,并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乔万里在发言中说,最近有人说,本地化是一个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更容易明白。

乔万里介绍,本地化一词在教会中出现是在上个世纪,但是事实上本地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出现,并在16-17世纪被正式使用。

本地化包括去殖民化和去西方化的意思,意思是指欧洲势力及其影响的逐渐消退。16世纪西方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一系列殖民活动。20世纪去殖民化的现象开始产生,去欧洲化或者去西方化就包含在去殖民化当中,这也代表了当时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因为亚洲国家的兴起而导致的南北势力的平衡、世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

乔万里由于时间关系,跳过了本笃十二世到十五世的阶段。在梵二会议(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之后,教会面对去西方化现象越来越强的局面,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中所达到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3年选出了第一个非欧洲籍贯的教宗——老子阿根廷的方济各。梵二会议之后,教会开始注意各地教会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以及教会在不同文化里的适应问题。梵二会议强调本地教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打造适应于本地文化的本地教会。

1967年,保禄六世发表了关于人类发展和南北关系的通喻,该通喻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后,教会开始了将福音和欧洲文化分别开来的辩论(传递福音的时候是否应该避免欧洲文化的入侵)。

我们要怎么把福音种植在不同文化当中?使得基督宗教从某方面来说在不同文化里重生?

乔万里介绍,在那时,本地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紧紧相连的。60-70年代,本地化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南美洲,在那里,他们发展除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神学——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教会中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潮。19世纪拉美各国脱离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后,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摆脱一切奴役、争取彻底解放成为普遍的社会要求,解放神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该派神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圣经的原则,认为政治解放的根基,乃是从罪当中解放出来,强调耶稣是“解放者”,并要求神学不仅要反思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为正是通过耶稣,才了解真正的解放是什么,该如何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可以说是本地化的一种体现。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解放神学又是和政治紧紧相关的,是具有革命性的。乔万里认为,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分开政治、社会与本地化的关系。

1975年,保禄六世在新的通喻中强调了本地化,并提到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保禄六世强调文化融入,是为了尝试平衡福音、真理的普世化和独立性,认为,福音是植入在当地的独特文化当中的,是与当地文化紧紧相连的。

1978年,耶稣会当时的领袖写了一封致所有的耶稣会士的言辞热切的信。他在信中将教会历史氛围了三个阶段:吸纳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文化。这三个阶段表达了教会之传教概念的改变,传教一词在最开始是极具欧洲文化气味,并一欧洲为中心的概念。

乔万里接着介绍,若望保禄二世(于1978年10月16日被选为教宗,罗马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是第一个在教宗的训导中使用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一词的人,他同样认为,福音价值观进入到不同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须的。

在保禄六世之后,教会不再讨论是否要有本地化(因为已经达成了必须要本地化的共识),而是讨论怎么样做到本地化。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教会在努力融入不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来对待所有的文化。同时,他也建议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要有对话(其主要成就包括修补与东正教的关系和修补与犹太人的关系),他还组织了第一次为世界和平祈祷大会。

乔万里接着介绍了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宗。)在福音本地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本笃十六世强调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文化交融。当时还不是教宗他曾在香港发表重要言论,他用历史事实,尤其是是20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非常强烈的,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交融会产生新的文化。他所持有的是文化的“包含主义”,指出,在历史当中,文化之间是互相包容的,每个文化是向其他文化敞开的。

乔万里认为,本笃十六世的言论、观点表明福音的本地化可以成为文化共融的起点,也就是说,福音应当要用来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所以从教会的本地化到文化交融,福音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乔万里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理解历史当中所发生的宗教性时间,包括礼仪之争(人们时常把礼仪之争当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的代表)。

最后,乔万里对教会本地化历史的讲述来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天主教称教宗为“方济”)。方济各,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耶稣会士,原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也是旅居阿根廷东方礼信友的牧人。在梵蒂冈时间2013年3月13日下午7时许(北京时间2013年3月14日凌晨2时许),第5次投票中被选出。他是第一位耶稣会教宗,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宗。教宗方济各认为,教会本地化和文化互动之间开始成为一个组合。如果不是在当地文化中生根,真理并不存在;唯有与文化相遇,人们才能找到真理。

1985年,方济各在南美洲组织了第一次本地化的研讨会,会议提醒,耶稣会的工作包括利玛窦在16、17世纪在远东的工作。从这里,方济各提出和发展了所谓“人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people),这是一种新的神学,是从解放神学里衍生、从南美洲开始发展出来的,该神学的发展主题便是教会本地化。事实上,方济各被选为教宗正是代表着福音已经融入了南美的当地文化,这位来自南美的教宗也为教会带来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新的气息,他非常积极地提出不同文化的相遇,以及探讨不同文化要怎样相遇。

有些人称阿根廷(教宗方济各的家乡)是在遥远的西方之地,教宗方济各代表了教会文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发展的新方向,在这之前,这个方向几乎是相反的,是从欧洲到其他地区的方向。乔万里评价,教宗方济各爱各个民族,同情所有的民族,从他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教宗曾公开的说,他很尊敬中国人民,认为中国有伟大的文化和智慧。

乔万里最后在回答与会人员提问的时候说,一般来说,天主教会比起其他的宗教更具有合一性和团结性,因为天主教的结构使得教会上下有较为流畅的沟通。比如本地化的讨论是从地区教会开始的,这些讨论在最近几任教宗当中开始引起注意,并着手处理。例如,教宗方济各非常清楚地区教会的一些情况(这对他在成为教宗之后推进教会本地化有帮助)。可以说,他对不同文化是持着开放的态度的。但是本地化的推动依然没那么简单,虽然教宗和地区教会清楚本地化推动的必要性,但是难保教会中间阶层是否可能出现问题。

注:本文根据会议现场同声传译发言人乔万里的英文发言的中文录音整理而成,或存在部分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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